我是院的同龄人。一家三口都在院工作，尤其是儿子生病时受院领导层的多次关怀帮助，使我对南科院有较深的感情。在院八十大庆时，回忆两件对院和我本人发展影响较大的两件事。

一、    1964年的科研革命化，开创了科研服务于工程为主的新局面

我的博士(苏联的副博士与美国的博士相当)论文主要是研究椭圆余弦波。63年秋分配到河港室后，黄胜主任分给我的课题是长江口波浪和水流的共同作用。我就想着把椭圆余弦波理论引入该研究课题。

64年冬开始搞科研革命化运动，要求科研与工程和生产实践紧密联系，批判脱离实际的学院式研究。我的研究课题被批判为苏修的学院式研究，而被否定。

当时各个室没有仪器组，只有所(院)有一仪器組，从事现场观测仪器及旋浆流速仪等的研制，但尚未能在试验中顺利使用。

河港波浪试验的波压力仪，均为试验人自制，下次做试验时又得重做，既不可靠耐久、又花费时间。学院式研究课题被否定后，想结合工程做波浪试验，却没有拿来就能用的测量仪器。

我在地球物理所海浪組进修时的导师赵九章所长(学部委员)教导我，许多科学的重大发现都与新的仪器设备有关。他本人亦很重视仪器设备的研制，常亲自指导。后来得知他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设计师。受他的影响，我主动请缨在河港室成立仪器组，我任組长。

当时河港室的试验厅不多，除河港所办公室楼下的一厅(水槽试验厅)、二厅外，在现河口楼和河口环境试验厅有简易的试验栅外，葛洲堤试验厅和西江厅都是毛竹和芦蓆建的大棚。有一次失火，大家爬上另一大棚的顶上，见毛竹燃烧爆炸飞过来的火星就赶快扑灭，才保住了一个大棚。而现长江口和小港池等地只有露天的水槽和港池。由于水槽还较宽，有一年夏天还当作游泳池用过。

文革后，科研革命化的影响渐显，要大力发展结合工程的试验研究，就要建新的试验厅。所(院)领导在老河港楼西边的大会议室开会讨论，提出在郊区建新的试验基地。河港室组长中有人(包括我)不想去郊区，提出可充分利用现有地方开山造试验厅。领导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开山建了长江口、毛里培尼亚(现河口环境)、小港池和连云港等试验厅。同时筹建铁心桥试验基地，可见严、于、王等领导是很有远见的。记得严院长曾带领大家去基地现场查看，过了铁心桥后就没有路了，大家沿河堤边的田野走到基地所在位置。听说这地是钱正英部长与省领导打招呼才批的。

几个试验厅建成后，都结合工程开展试验研究。工程地点的地名就是试验厅的名称。后来建的河口楼，为增加试验场地，特建成二层的试验厅。

试验厅建成后，各项试验热烈地开展起来，其中不少是潮汐模型。但测量仪器基本还停畄在测针、毕托管的时代。尤其是潮汐试验要大量人力，定时地吹哨子或打铃，大家同时用测针测水位、放纸花、卡秒表，才能测得多点的水位、流速变化过程。

此时，所(院)仪器组解散、河港的电模拟组拆销，大都合并到仪器组。人员壮大了，分头研制潮汐控制仪、水位仪、流速议、波高仪、地形仪等。我除了和大家一起讨论各仪器研制方案外，自己主要从事水位仪研制，从跟踪式自记水位仪逐步改进升级到数字化水位仪。

可能是78年左右，荷兰代尔夫特水工研究所派了三个专家(其中有一仪器室主任)，准备帮我们改造连云港模型试验，他们提出可将用过的振动针式跟踪水位仪整新后买给我们，並提出改造潮汐控制的新方案。在参观过模型后，看到我们的水位仪工作得不错(虽不如他们的先进)。在他们提的控制新方案的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得到荷方认可。此后，合作的事就无下文了。我们与连云港模型试验的人合作，对控制进行改进，使试验顺利进行。

在实现数字化后，我又开始搞巡迴检测、打印输出。由于当时国产配套设备不过关、故障率高，不很成功。直到80年国家科委引进一百套微机，交通部分配给我所一台，並给了一个“定床潮汐试验自动化”项目。在长江几模型中试点应用，实现了电脑控制。

有一次，有人来参观，长江口模型上只有吴丽华一人。她打开所有电源，在控制室按我写的电脑操作步骤(当时还是DOS系统)运行 ，整个100多米长的模型的控制、测量和数据采集都顺利地运行起来，受到参观者称赞。事后吴丽华高兴地告诉我，我亦为成功地为工程试验项目服务而高兴。

模型试验在为工程建议服务中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例如：葛洲坝全沙模型试验为解决葛洲坝建设中的泥沙向题做出重要贡献；长江口模型除为入海航道、三沙治理进行研究外，还解决了宝钢码头建设等重大问题；连云港试验中确定西大堤和入海航道走向等关键问题；毛里塔尼亚友谊试验提供了港口布置和导堤走向、长度等的最后方案等等。

科研革命化在其它室亦取得成效，林宝玉在材结室，从研究混凝土冻融破坏机理，转而研究新材料，取得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丙乳和硅粉混凝土等成果，并到全国许多重大工程中推广应用。

科研革命化开创了科研主要服务于国家重大工程的新局面，无疑是正确的。但並不排除基本理论研究的积极意义。例如：之前对泥沙起动、沉降等的研究，对窦国仁、刘家驹、罗肇森等建立各自已泥沙淤积计算公式和方法，无疑是有用的。其中刘家驹的淤泥质海岸航道回淤计算公式被到入交通部海港水文规范。我在退休前后研制不规则造波系统中，运用椭圆余弦波就能在同样水深下打出更大的长周期波。 

二、1984年的体制改革，大大提高了承接任务的积极性

84年我南科所正式升级为院，室升级为所，我被任命为河港所副所长，后又担任了几年所长。

体制改革主要是实行了课题承包制，课题组成员的奖金与经费结余提成挂钩。这促使科技人员承担更多横向课题的积极性，同时也促使成果完成得更及时、质量更高。当时各沿海和沿江城市都想建港口、码头，为得到上级审批，必需要有可行性设计报告，其中须包含科研报告，而南科院的信誉使我们更易争取到研究课题。

课题负责人都努力及时、高质量地完成任务。经常到工程所在城市去，除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收集资料，有时还亲自组织、参加现场水文测验等。由于在当地有关领导和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并已建成了当地的模型，形成“独霸一方”的局面。例如：窦国仁在葛洲坝和三峡；李昌华在南京港；唐存本在西江；蔡树芝在淮河；陈志昌在长江口；李洁麟在温州；刘家驹在连云港、深圳；喻国华在北仑；張镜潮在厦门；黄建维在汕头；罗肇森在广州等。此外，三室还开展了海岸带开发、保滩促淤等项目；四室做了大量港口波浪掩护和防波堤稳定试验。

84年河港所全年的总收入仅227.75万元，虽与现在年收入比少得太多。但相对当年院平均工资仅每月70元和人员数量来说，还算可以的。

最初课题经费除要交管理费（16％）外，还要交课题成员年工资总额的二倍。这加重了课题组的负担，而结余提成后奖金所占的比例仅15％远低于现在的45％。这些都与争取更多项目的积极性密切相关。因此，在最初讨论奖金比例及以后多次院所处长会议上，我是积极主張提高奖金比例中的一个，我和原土工所副所长王盛源经常是一唱一和，因为河港和土工的收入较高，加上都比较敢讲活。更主要的是，降低管理费、提高奖金比例，是提高课题组承接任务积极性的关键。

当时按院规定，所长的奖金为所平均奖的1.4倍，其中1.0由所管理费提成奖金中支付，0.4由院支付。而所后勤人员为所平均奖的0.8。我在所长碰头会上提出，由于当年所平均奖较高，所长的奖金由1降为0.8，所后勤人员的奖金亦相应减少，用于补贴奖金相对很少，甚至个别人连工资都交不全的人。后来院支付的0.4按降低后发给我们，我提出异议后补足了。拿到补贴的人，由于数量小，对比拿高奖金的人也高兴不起来；后勤人员少拿了，当然有意见；其他所的所长中有人说，你们过样做，叫我们怎么办？总之，我做了件里外不讨好的蠢事。

在我退休后，曾有人对我说过：你退休后，所处长会议上很少再有人提意见，连说活的人都很少了。其实，当时院所处长会议比较开放，院里许多重大问题都先在所处长会议上热烈讨论、争论，取得共识后，大家分头执行。年底或年初，在所处长会上详细介绍院的财务决算，收入、各分项支出和结余等，每次我都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上好几页。

课题承包后，积极性提高了，科研成果多了，收入也增加了，但亦有些副作用。我曾对窦院长说过：① 不愿搞基础理论研究，不愿申请国家级和部的科学基金项目。因为既是硬骨头，经费又少。② 课题不愿购买新的仪器设备，因当时临时工便宜。③ 不愿增加新人，既要花精力培养，又要分奖金。

现在看来，这些同题都不存在了。国家科学基金的支持力度大大提高了。上级下达的新建设备、仪器等经费也是当年不能想象的。现在每年自己培养大批硕士、博士，己不愁人材断档了。

现在南科院的发展，是我过去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当年水利部科技司司长曾对我院有个评价：“北科院理论比较强，长科院比较能实干，南科院既有理论又能实干”。希望这种有理论能实干的精神能不断发扬光大！

祝南科院在八十年来的基础上，愈办愈好！

作者单位：徐基丰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