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南科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郊区新的试验基地生机勃勃，许多国家重点水利水运水电科研项目正在此进行研究。30年来，南科院取得了丰硕的优秀科研成果，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一大批青年科研人才脱颖而出，挑起了科研攻关的重担。看到这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我不禁想起30多年前一些老同志奋斗的历程，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南科院的巨变比作一部绚丽壮观的舞剧，那么，他们所做的开拓性的工作恰如一首美妙动人的序曲。

　　1973年前后，正在“四人帮”干扰破坏最严重之际，我所（当时称南科所）一批科研骨干即挑起了葛洲坝泥沙研究项目，当时的项目负责人窦国仁同志（后为南科院院长、中科院院士）多次去北京参加有关葛洲坝问题的会议，现场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对工程建设的指示。在当时的“边设计、边施工”等错误思想指导下，工程仓促上马，施工马马虎虎，浇灌的混凝土大坝“蜂窝狗洞”比比皆是，使葛洲坝工程成了十足的“豆腐渣”工程。当时已患病的周总理对此十分生气，亲自主持专题会议讨论。周总理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当了二十几年总理，从治淮开始，管得最多的就是水利；在长江上筑坝，出了问题是要写进党史的，面对这样的重大工程，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总理的讲话语重心长。讲话中，他随时引用“推移质”“悬移质”等专业名词，对水利技术问题也相当了解。最后，总理决定，一切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让工程兵炸掉已浇筑的大坝，从科研开始搞起，待试验取得科学成果后，再恢复工程建设。根据总理的指示，部里决定由南科所研究葛洲坝的泥沙问题。

　　总理的指示传达到南科所科研人员时，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大家都深切地感受到党对科技工作者寄予的厚望，“文革”中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大家都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当时，在于永林（所党委书记）、王丛磊（所党委副书记）等同志领导下，不但认真细致、高水平地完成了葛洲坝项目，而且排除了当时“运动”的干扰，组织接受了如“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等一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正是由于在国家形势最困难的时候，南科所没有中断科研工作，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科研工作得以很快恢复。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就提交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也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严恺（南科所所长、两院院士）、于永林、王丛磊等老同志，敏锐地感觉到“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及时提出了南科所在郊区征地，扩大试验场所的主张。他们当时都已六七十岁，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带队踏勘，寻找合适的地点，向部、省领导请示、汇报，最后完成了铁心桥试验基地的征地任务，为南科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征地问题上，当时也有一些科研骨干思想不通，怕到郊区去会对工作、生活带来诸多困难，在一次领导层的会议上，严恺就严肃地批评说：“你们反对什么？又不要你们去，我们得为水利科研事业的发展考虑，为后人着想！”在严恺所长等的领导下，所里还趁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申请了世界银行农业贷款，用这笔费用派出了几十位科研骨干出国进修深造，引进了大型计算机、不规则波造波机等一批重大科研设备，由此揭开了南科院改革开放的序幕。

　　一晃30多年过去了，但这些事情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老一辈革命家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思想，与党中央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是一脉相承的吗？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对水利科研事业的执著，对祖国的耿耿忠心不是也应该永远继承和发扬吗？

　　作者单位：杨鸿明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08年12月11日